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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拼音]：daojia jiaoyu sixiang
先秦道家在教育思想方面影响较大的是老庄学派，代表人物为老子和庄子。他们的学说反映没落奴隶主阶级悲观失望的思想。
(资料图)
道家的创始人。一说即老聃，姓李，名耳，字伯阳（或谓即太史儋），春秋楚国苦县(今河南鹿邑东)人。生卒年不详，约与孔丘同时。做过周朝掌管图书的小吏。传说孔丘曾向他问过礼。世传《老子》五千言（有不同的版本，多者五千余字，少者不足五千字），成于战国时期，保存了老子的思想。
老子宣扬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倒退的社会历史观，全盘否定文化教育的价值。《老子》书中有关教育思想的主要论点是：
（1）文化堕落论。老子以 “道” 为本体。“道”与“无”同义，是“先天地生”的精神实体，不具有任何规定性。“道”作为宇宙万物的普遍法则是“无为”，即顺乎自然。“无为”的对立物是“有为”，即人为的创作。老子认为，人类创造的文化，包括道德、法令以及一切智慧的表现，都是与“道”背离的，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人类社会堕落的标志。他说：“大道废，有仁义；智慧出，有大伪；六亲不合，有孝慈；国家昏乱，有忠臣。”（第十八章）“故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失礼者，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。”（第三十八章）“法令滋章，道贼多有。”（第五十七章）这就是说，“大道”之世，自然无为，人们和谐相处，不需要有道德约束，也不知道德为何物。及至“无为”法则被破坏，才有圣者、智者出来，制定道德规范，传授知识，进行教化，于是产生了是非、善恶等观念，毁誉褒贬、争名逐利的现象跟着而来。道德不足以约束，又制定法令，结果引起更多的纷争和更大的混乱。老子认为这就是人类社会堕落的轨迹。教育既以传授文化为任务，因被看作是促使人类堕落的工具。
（2）人性“复归”论。老子从道的虚无性推衍出人的本性是“无知无欲”、素朴无私的，认为从“无知无欲”到有知有欲，即从“无私”到有私，乃是对人类本性的背叛，教育则加速了这种背叛的趋势。于是老子提出人性的“复归”作为拯救社会的理想，幻想人们回到婴儿般的天真，对一切都漠然无动于衷。他认为：这样，既没有任何作为，也就没有任何争端，人人“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乐其俗”（第八十章）就都会感到自我满足。
（3）“绝圣弃智”论。老子认为，人性“复归”的途径是“绝圣弃智”（第十九章），即毁灭文化，取消教育。老子说“为学”与“为道”的方向途径正相反，“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”。意思是“为学”是追求知识，要求知道更多的东西，学到更多的技能。“为道”是回到“无知无欲”，要求把知道的东西忘掉，把学到的技能抛弃，而且要忘掉得干净，抛弃得彻底，“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”（第四十八章）。老子认为，无知就是全知，有知就是错误。他说：“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”（第五十六章）;“善者不辩，辩者不善”（第八十一章）。真善、真知是不能用语言解说的，凡是用语言解说的东西，都是对真善、真知的损害。所以他认为教育只是把人引向错误。他根本否定教育的作用，故主张“绝学”（第二十章）。如果说他也赞成有某种教育，那就是“行不言之教”（第二章）。他说：“不言之教，无为之益，天下希及之。”（第四十三章）一切任其自然，便是最好的教育。
老子主张消灭文化教育，其阶级倾向是很明显的。他说：“古之善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将以愚之。民之难治，以其智多。故以智治国，国之贼；不以智治国，国之福。”(第六十五章)老子作为失败了的奴隶主阶级代言人，认为人民之所以敢于起来反抗，是因为“智多”，而有效的统治方法，莫如施行愚民政策。
名周，战国时宋国蒙（今河南商丘县东北）人。曾做过蒙地的漆园吏。今传《庄子》三十三篇，一般认为，其中内篇七篇为庄子自著；外篇十五篇，杂篇十一篇，则杂有他的门人及道家后学的作品。
庄子继承老子“道法自然”、否定文化教育价值的思想，也说“绝圣弃智，大盗乃止”（《庄子·胠箧》）。他倡言“无以人灭夭”（《秋水》），即不要用人力去改变自然。他以养马作比喻说：马生来有蹄可以践踏霜雪，有毛可以抵御风寒，它吃草饮水，扬尾跳跑，怡然自得，这是马的本性。及至出了善养马的伯乐，他削蹄剪毛，络头绊足，前施马衔，后加鞭策，迫使马忍受饥渴，飞驰猛奔，于是马大半被折磨而死。他欲以此说明仁义礼乐只能戕害人的本性。庄子还以愤世疾俗的心情谴责当时的社会：“彼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为诸侯，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”（《胠箧》）。他认为“仁义”是用来惩治老百姓的，对于权势者则不过是欺世盗名的工具。他以“真人”为人生理想。所谓“真人”就是“不以心捐道，不以人助天”（《大宗师》），忘仁义，忘礼乐，忘掉客观世界，也忘掉自己，从而获得超现实的精神的自由。但是，庄子又感到现实是逃避不了的，不仅子之爱亲、臣之事君“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”，即“死生、存亡、穷达、富贵、贤与不肖、毁誉、饥渴、寒暑”等等也是命定的。于是他又以无可奈何的心情主张“无以故（人为）灭命”(《秋水》)，把“安时而处顺”、“不谴是非”、随波逐流的人生态度奉为“德”之极致。
总的来说，贯穿老庄学派的文化教育思想的是虚无主义和蒙昧主义，是消极颓废的人生观。但是在另一个侧面，它尖锐地揭露了统治阶级道德的虚伪性，以幻想的形式表达了个性自由的企望，这在当时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
1973年，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《道原》、《十大经》、《称》、《经法》等四种佚书，成于战国中期以后，反映了道家黄老学派的思想。佚书作者继承老子的学说，同时汲取了儒、法、名诸家的思想。他们从“无为”、“无私”引申出来的已不是毁弃文化，而是尊重知识，如说:“欲知得失，请必审名察刑（形）”（《十大经》）。“是非有分，以法断之”（《经法》）。由于尊重知识，故重视“士”的作用，他们说：“壹言而利之者，士也；壹言而利国者，国士也。……王公若知之，国家之幸也”（《十大经》）。“王天下者，轻其国而重士，故国重而身安；贱财而贵有知，故功得而财生”(《经法》)。所以在议论国家政策时，也主张“明德”、“兴贤”、“文武并行”。道家思想的这种发展和变化，是适应开创封建大一统的历史潮流，为兴学育才开始作舆论准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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